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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尘世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

    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

    文静带着耳机，耳机里重复循环播放着那些年陪林茂看时她最爱听的歌。

    姜旬和林语诺在那里玩着角色扮演，电视上播着，文静记得那好像是她第一次看金庸的作品，那个时候当冰雪儿殉情时，文静抱着林茂哭了好久。

    “你知道她为什么要殉情吗？”林茂木纳的摇了摇头，文静气的在他的胳膊上掐了一下：“因为她知道这世间再也没有像他丈夫胡一刀那样的人了。”

    “林茂，如果有一天你走了，我定会像冰雪儿那样追着你去，因为这世上你是我最大的英雄，superman。”

    吻落在文静的嘴上，昏暗的屋里，用着电视发出的淡淡光线，两个人相互纠缠。

    正文 为什么写作

    每个人都有写作的自由，也有创作的自由，写作与创作都需要将自由作为前提，作为保障，作为精髓。没有自由的写作只能是写作，达到不了创作的境界，只有有了自由，写作才能达到创作的境界。创作的境界一旦出来，思想性也就呼之欲出，或者进一步说，思想性也出来了。

    那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具有自由的环境，即使没有自由的环境，写作也能变成创作，也有深刻的思想，那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他们这一代人而写，为下一代人而看，他们可以任由自己自由的心灵驰骋。但这样的思想家得靠运气，得靠那些能够传播其思想的运气，如果没有运气，他们的思想也会如流星划过，同时代的人看到了，后面的人只是通过前面看到关于流星的想象。至于流星是什么，那就谁也搞不清楚了。

    大概谁也没有如苏格拉底般的运气，他遇到了柏拉图，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也就是苏格拉底，甚至在后人的眼中也就是一个恶俗不堪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同时代的一些人对他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不同的史书对苏格拉底评价不同，苏格拉底之死，说是暴政也好，说当时的人不厚道也好，说苏格拉底从思想上腐蚀青少年也好，毕竟苏格拉底不容于当时的时代。正是因为有了柏拉图，才有了，才有了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正面形象。可人类历史上有几个柏拉图，有几个有苏格拉底的运气呢？

    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是在为自己的心灵写作。出版自由无所谓，先让自己的心灵自由起来，放飞起来，如果自由的心灵与自由的环境融为一体，其思想生于时代，与时代共享，又超越时代，为世代共享，那就是思想家的幸事，也是人类的幸事。如果没有自由的环境，他们因自由的心灵也会创造出伟大的作品，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够为世人所发现，也是人类的一个奇迹。我们经常看到的是，那些伟大的作品大都出自于自由的环境或在自由的环境中被挖掘、被发现、被诠释、被传播的。

    自由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制度环境，另一个方面是思想市场。一个良好的制度，才会出优秀而卓越的思想和思想家，这个制度无论以什么样的名称出现，都必须保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对这些自由进行实质性的保障，写作就是玩官文，玩八股文，玩形式主义，玩华丽的辞藻。一个思想家的智慧就会在玩中迷失了自己，成为思想的奴隶，权力的玩偶。

    思想家不是被造出来的，而是在一个自由的创造环境中激发出来的。思想市场不是思想家的特权，思想市场也不是让每一个人对思想家在其中供人顶礼膜拜。

    在这个思想市场中，每一个人都是思想的主体，每一个人都有平等进入市场的准入证，每一个人也可以平等地退出，思想市场也是来去自由。每一个人都会在思想市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每一个人的思想都会在思想市场中接受检验，接受选择，接受思想的竞争，那些在思想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是沙子，留下的就是金子，套用一句俗话说，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任何人的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人都活在具体的时空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与价值大都体现在具体的时空中，在时空中寻求永生，在时代中寻求永恒。

    时代决定了人们写作的时效性，没有时效性的写作也就没有时代感，也就不可能在时效中寻求永恒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看看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时效性中获得了永恒。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就不会写出，如果没有美国的民主，他也不会写出。如果没有公平与正义的问题，罗尔斯也就写不出。

    我们处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思想者的时代。互联网彻底打破了写作只为作家、学者、教授量身定制的写作特权，为所有人提供了写作的平等平台，任何人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宠儿。

    没有人能够垄断写作，没有人能够垄断思想，没有人能够垄断创作。这是网络写作者的大狂欢时代，这是万马奔腾、思想井喷、百花齐放的时代。甚至一个140个字的小小微博，也会掀起滔天巨浪，也会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迷人景观。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可能性。写作本身、写作效果的好坏与否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让写作服从于自由的心灵，让写作服从于自己那颗善良的心。

    从很小的时候起，可能是五岁或六岁吧，我知道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在差不多十七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试过抛却这个想法，但在抛却的时候我也意识到那是违背我自己真正天性的，而且迟早有一天，我会安顿下来写书的。

    在家里的三个小孩中我排行老二，可是往上往下都有着五岁的差距。在长到八岁前，我几乎没有见到过我父亲。由于这个和其它的原因，我感到有些孤独。不久，我就具备了一些不为人喜的怪癖，让我在上学期间一直不受欢迎。我有了那种孤独小孩所具有的习惯，就是编故事和同想象出来的人对话，我觉得我在文学上的野心在开始之初是同被孤立和被低估的感觉混和着的。我那时就知道我能够熟练运用文字，而且具有直